□李灶新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广州城市考古的工作者，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在时光的断层中穿行，用手中的手铲，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又一层的历史帷幕，去拼接、去验证、去还原那些在文献中语焉不详的故事。广州城最令人着迷的特质之一，便是其城市核心区两千余年基本未移，并在原地叠加生长，形成了一部可被“阅读”的立体史书。而贯穿这部史书的核心线索，就是我要说的这一条承载着政治秩序、商业文明与对外交往的千年传统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北起越秀山上的镇海楼（相传为越王台所在），向南经今天的省财政厅、南越国宫署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与“千年古楼”遗址，直抵天字码头。它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脊梁，更是理解广州两千多年发展逻辑的一把钥匙。
中轴线的奠基：从秦郡治到南越国都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在我们脚下的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现了秦代的护岸、水井和云纹瓦当等遗存，证实了此地是广州城建之始的一部分，是广州的原点。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扩建番禺城作为都城。通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我们揭露出南越国的多座宫殿，其中位于北京路东侧、离中轴线最近的2号宫殿，出土了戳印“华音宫”的陶器盖。这很可能就是文献失载的“华音宫”。
展开剩余89%关于“华音宫”的命名，我有一个基于考古发现的推测。它或许与一段著名的历史事件相关——公元前196年，汉使陆贾南下劝说赵佗接受汉朝册封。《史记》记载，赵佗对陆贾说：“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意为在岭南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许久听不到中原的声音，陆贾的到来让他重新听到了家乡的故事和“华夏之音”。赵佗大悦，最终受封南越王。陆贾初至时，可能驻留于城西的“坭城”。而最终，宾主尽欢的宴会地点，极可能就在这座离中轴线最近、后来被命名为“华音宫”的宫殿里。从城西的“迎宾馆”坭城到宫城内的“华音宫”，一条完整的政治礼仪空间链被考古发现串联起来。
中轴线的延续与叠加：历代治所的心脏
广州，这种以历代地方行政官署为核心的空间格局，在此后两千多年里惊人地稳定延续。五代时期，虽然南汉国亦在此短暂建都，出土了相关的遗迹遗物，其地望与功能，可视为对前代政治中心位置的继承与发展。
宋元明清，此地则始终是广州最高地方行政机构的驻地——宋代，这里既是广州州衙所在，也是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司治所；元代，在此设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清两代，则长期为广东承宣布政使司（藩司）衙署所在地。这完美解释了为何广州的“城心”与中轴线能千年不易：因为，作为岭南区域的行政中心，其治所始终锚定于此。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强调，真正的城市中轴线必然“穿过政治中心”，广州正是这一规律的绝佳例证。这种稳定性，也使其成为“中国理想地方秩序的杰作”，反映了古代广州相对长期稳定的地方治理传统。
中轴线上的商业脉动：千年商都的见证
这条中轴线，不仅是政治秩序的轴线，也是商业文明跳动的脉搏。北京路，作为中轴线南段的重要载体，其商业基因源远流长。唐代，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一职，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海外贸易管理的制度化开端。值得注意的是，市舶使并非独立行使管理权，而是与地方行政长官共同协理。外商货物经抽税后，便可“列肆而市”。这个“市”，并非围绕官署，而应是位于珠江北岸码头附近自然形成的港市或草市。唐代的珠江北岸，约在今大佛寺附近，或曾为码头，考古发现那里堆积大量唐代陶瓷器，可能是装卸货物时破损的陶瓷器的堆积。
到了宋代，商业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城市的物理扩张，而这背后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广源州首领侬智高趁广州城垣不备，突袭广州。当时，只有作为行政中心的“子城”得以保全，而城西聚居着“蕃汉数万家”的繁华商业区（即蕃坊，今光塔路一带）却惨遭劫掠。这一惨痛教训，促使朝廷迅速批准了此前多次被驳回的筑城请求。于是，北宋熙宁年间，广州扩建了东城，并修筑了保护蕃坊商业区的西城。城墙的扩建，直接源于保护商业税源这一强大经济动力，生动体现了商业活动对广州城市形态演变的塑造力。
近年来，在当年蕃坊区域的光塔路茶树巷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注脚。这里出土了丰富的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的波斯蓝釉陶器、玻璃器碎片，以及来自定窑、越窑、长沙窑等全国各地的瓷器。所以这里很可能曾是外商采购中国瓷器的重要集散地。同时，还发现了南宋时期可能与官方仓库“廨库”相关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些遗迹遗物，无声地诉说着唐宋时期城西“蕃坊”作为国际贸易社区的繁荣景象。
中轴线与海洋：海丝之路的起点
这条中轴线，向北依托越秀山，向南则直通珠江，连接海洋。可以说，它是中国连通世界的万里海道在广州的陆上延伸与坐标。早在南越国时期，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波斯银盒、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非洲象牙等舶来品，表明当时岭南已通过沿岸航行与海外进行交流。汉武帝平南越后，即从番禺（广州）派出官方船队，携带黄金丝绸远航至印度半岛。唐代，更有如杨良瑶这样的使节，直接从广州扬帆出海，出使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
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唐代为市舶使）及其相关活动，也与中轴线区域紧密相连。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官府为外商举行迎送宴会的场所，如唐代的“飨军堂”、宋代的州衙“设厅”及后来的“海山楼”，都位于北京路附近，毗邻码头。近年来，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发现确认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的建筑基址，正是为市舶宴会提供公务接待用酒的酿酒作坊遗址，这丰富了有关历史的细节。这些外交与商贸礼仪空间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中轴线区域作为海丝贸易管理核心的地位。
结语：考古让“中轴”故事历久弥新
综上所述，广州的传统中轴线，既是一条政治之轴，见证了从南越国王宫到明清广东承宣布政司的转变；也是一条商业之轴，承载了从唐代“列肆”到今日北京路商圈的千年商脉；更是一条开放之轴，作为海丝之路的陆上坐标，串联起码头、市舶机构与贸易空间。
城市考古的意义，正在于将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一个个可触可感的细节：一件“华音宫”陶文，一片波斯蓝釉陶，一段古代城墙基址……它们如同散落的拼图，我们将其逐一拾起、归位，最终将拼合出广州城更为清晰、生动、立体的历史画卷。
这条穿越两千多年的中轴线，是广州历史文化的精髓所在。保护、研究、阐释好这条轴线及其承载的丰富遗产，对于我们今天“读懂广州”，传承城市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未来，我们期待通过持续的城市考古工作，发现更多关于这条中轴线的故事，让广州这座千年古城的生长史诗，被更多人知晓、理解并传承下去。
（作者系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
循千年中轴，探广州城脉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2月06日 版次：A06栏目：作者：李灶新
□李灶新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广州城市考古的工作者，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在时光的断层中穿行，用手中的手铲，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又一层的历史帷幕，去拼接、去验证、去还原那些在文献中语焉不详的故事。广州城最令人着迷的特质之一，便是其城市核心区两千余年基本未移，并在原地叠加生长，形成了一部可被“阅读”的立体史书。而贯穿这部史书的核心线索，就是我要说的这一条承载着政治秩序、商业文明与对外交往的千年传统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北起越秀山上的镇海楼（相传为越王台所在），向南经今天的省财政厅、南越国宫署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与“千年古楼”遗址，直抵天字码头。它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脊梁，更是理解广州两千多年发展逻辑的一把钥匙。
中轴线的奠基：从秦郡治到南越国都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在我们脚下的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现了秦代的护岸、水井和云纹瓦当等遗存，证实了此地是广州城建之始的一部分，是广州的原点。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扩建番禺城作为都城。通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我们揭露出南越国的多座宫殿，其中位于北京路东侧、离中轴线最近的2号宫殿，出土了戳印“华音宫”的陶器盖。这很可能就是文献失载的“华音宫”。
关于“华音宫”的命名，我有一个基于考古发现的推测。它或许与一段著名的历史事件相关——公元前196年，汉使陆贾南下劝说赵佗接受汉朝册封。《史记》记载，赵佗对陆贾说：“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意为在岭南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许久听不到中原的声音，陆贾的到来让他重新听到了家乡的故事和“华夏之音”。赵佗大悦，最终受封南越王。陆贾初至时，可能驻留于城西的“坭城”。而最终，宾主尽欢的宴会地点，极可能就在这座离中轴线最近、后来被命名为“华音宫”的宫殿里。从城西的“迎宾馆”坭城到宫城内的“华音宫”，一条完整的政治礼仪空间链被考古发现串联起来。
中轴线的延续与叠加：历代治所的心脏
广州，这种以历代地方行政官署为核心的空间格局，在此后两千多年里惊人地稳定延续。五代时期，虽然南汉国亦在此短暂建都，出土了相关的遗迹遗物，其地望与功能，可视为对前代政治中心位置的继承与发展。
宋元明清，此地则始终是广州最高地方行政机构的驻地——宋代，这里既是广州州衙所在，也是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司治所；元代，在此设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清两代，则长期为广东承宣布政使司（藩司）衙署所在地。这完美解释了为何广州的“城心”与中轴线能千年不易：因为，作为岭南区域的行政中心，其治所始终锚定于此。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强调，真正的城市中轴线必然“穿过政治中心”，广州正是这一规律的绝佳例证。这种稳定性，也使其成为“中国理想地方秩序的杰作”，反映了古代广州相对长期稳定的地方治理传统。
中轴线上的商业脉动：千年商都的见证
这条中轴线，不仅是政治秩序的轴线，也是商业文明跳动的脉搏。北京路，作为中轴线南段的重要载体，其商业基因源远流长。唐代，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一职，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海外贸易管理的制度化开端。值得注意的是，市舶使并非独立行使管理权，而是与地方行政长官共同协理。外商货物经抽税后，便可“列肆而市”。这个“市”，并非围绕官署，而应是位于珠江北岸码头附近自然形成的港市或草市。唐代的珠江北岸，约在今大佛寺附近，或曾为码头，考古发现那里堆积大量唐代陶瓷器，可能是装卸货物时破损的陶瓷器的堆积。
到了宋代，商业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城市的物理扩张，而这背后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广源州首领侬智高趁广州城垣不备，突袭广州。当时，只有作为行政中心的“子城”得以保全，而城西聚居着“蕃汉数万家”的繁华商业区（即蕃坊，今光塔路一带）却惨遭劫掠。这一惨痛教训，促使朝廷迅速批准了此前多次被驳回的筑城请求。于是，北宋熙宁年间，广州扩建了东城，并修筑了保护蕃坊商业区的西城。城墙的扩建，直接源于保护商业税源这一强大经济动力，生动体现了商业活动对广州城市形态演变的塑造力。
近年来，在当年蕃坊区域的光塔路茶树巷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注脚。这里出土了丰富的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的波斯蓝釉陶器、玻璃器碎片，以及来自定窑、越窑、长沙窑等全国各地的瓷器。所以这里很可能曾是外商采购中国瓷器的重要集散地。同时，还发现了南宋时期可能与官方仓库“廨库”相关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些遗迹遗物，无声地诉说着唐宋时期城西“蕃坊”作为国际贸易社区的繁荣景象。
中轴线与海洋：海丝之路的起点
这条中轴线，向北依托越秀山，向南则直通珠江，连接海洋。可以说，它是中国连通世界的万里海道在广州的陆上延伸与坐标。早在南越国时期，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波斯银盒、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非洲象牙等舶来品，表明当时岭南已通过沿岸航行与海外进行交流。汉武帝平南越后，即从番禺（广州）派出官方船队，携带黄金丝绸远航至印度半岛。唐代，更有如杨良瑶这样的使节，直接从广州扬帆出海，出使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
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唐代为市舶使）及其相关活动，也与中轴线区域紧密相连。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官府为外商举行迎送宴会的场所，如唐代的“飨军堂”、宋代的州衙“设厅”及后来的“海山楼”，都位于北京路附近，毗邻码头。近年来，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发现确认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的建筑基址，正是为市舶宴会提供公务接待用酒的酿酒作坊遗址，这丰富了有关历史的细节。这些外交与商贸礼仪空间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中轴线区域作为海丝贸易管理核心的地位。
结语：考古让“中轴”故事历久弥新
综上所述，广州的传统中轴线，既是一条政治之轴，见证了从南越国王宫到明清广东承宣布政司的转变；也是一条商业之轴，承载了从唐代“列肆”到今日北京路商圈的千年商脉；更是一条开放之轴，作为海丝之路的陆上坐标，串联起码头、市舶机构与贸易空间。
城市考古的意义，正在于将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一个个可触可感的细节：一件“华音宫”陶文，一片波斯蓝釉陶，一段古代城墙基址……它们如同散落的拼图，我们将其逐一拾起、归位，最终将拼合出广州城更为清晰、生动、立体的历史画卷。
这条穿越两千多年的中轴线，是广州历史文化的精髓所在。保护、研究、阐释好这条轴线及其承载的丰富遗产，对于我们今天“读懂广州”，传承城市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未来，我们期待通过持续的城市考古工作，发现更多关于这条中轴线的故事，让广州这座千年古城的生长史诗，被更多人知晓、理解并传承下去。
（作者系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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