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国两会，不仅是“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展望的交汇点，也是中国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坐标。在规划中国发展下一个五年的蓝图时，一个重要议题是：中国在人均GDP连续数年站上1万美元台阶后，正面临跨越“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历史大考。要顺利实现这样的跨越，成为高收入社会，使全体国民受益，就需要从原有的增长框架走出来，确立新框架，许多领域都必然发生重要乃至转折性的改变。
本文摘自刘世锦编著的《前瞻“十五五”——跨进高收入社会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战略》，基于长期增长课题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十五五”关键期如何巩固优势、补强短板，通过一系列结构性变革，在供强需弱的失衡中寻找再平衡的突破口，为中国经济稳步跨过高收入门槛、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提供了深度的观察与思考。
【文/刘世锦】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于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高点，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
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正处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尚未跨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区间，且在这个门槛前徘徊数年。历史经验显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收入处于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
二战以后，大型经济体中能够跨过这个门槛，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只有日本和韩国，更多经济体则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能够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是研究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十五五”关键期：巩固优势与补强短板
基于此，我们开展了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课题研究，聚焦于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到跨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这一区间的国际经验及中国的可借鉴之处。与此同时，“十四五”回顾和“十五五”展望也进入了研究日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内容简称《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先说短板，当务之急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贯穿始终。马克思通过对工业革命早期的状况分析，提出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凯恩斯也观察到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总消费倾向降低。
对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何种关联，一直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但研究者对罗斯福新政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财政的福利开支，对稳定局势、扩大需求、带动经济走出危机所起到的作用，认同度还是较高的。
时过境迁，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但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对消费不足的影响等方面，依然可看到历史上出现过的规律性变动的延续。
再说优势和战略。
随着增长阶段的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优势条件相应改变，我们特别强调了追赶潜能优势、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优势及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追赶潜能优势易实现、成本低，但需要我们保持谦虚谨慎、愿意且善于学习的心态。
中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已部分处于并跑或领跑位置，挑战在于能否保持和加强这一优势。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既包括消费市场的超大规模，也包括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方面的超大规模，这是人们以往理解不够但潜力很大的一个领域。
现阶段中国正处在结构转型和增长动能转换的窗口期，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结构、投资结构、金融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内部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都将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
总体而言，高速增长期的数量和规模指向将转为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更可持续发展为指向。
在这一过程中，识别和利用好上述三方面的优势，实施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等增长战略，对成功推进结构转型、实现预期发展目标，无疑至为重要。深化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推动发展的关键一招。
改革依然要率先解放思想，打破新时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不利于释放社会进步活力和创造力的条条框框，讲清楚改革才能大踏步前进、不改革则退的大道理。
改革当然要理顺利益关系，争取尽可能多的理解和支持，前提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局部要服从全局，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要服从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尤其是平等地顾及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
需要明确的是，立足全局和长远的改革最终会使全体社会成员受益。
改革要抓住有利时机。以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改革条件好的时候不愿改，不得不改的时候却要付出过高代价。应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改革需要有积极向上且宽松宽容的环境氛围，激励愿意干事、能干成事的各类人才大显身手，正如《建议》提出的，“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这是推动改革深化并取得成效的主体力量。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并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与以往若干时期保持增长框架大体稳定、重点进行阶段性调整不同，“十五五”时期要从原有的增长框架走出来，确立新框架，发展的内外环境、需求供给条件、增长动能都要发生重要乃至转折性的改变。
消费结构升级：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引领
在消费结构上，首先要补上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的缺口，缩小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既要消费国内的产品和服务，也要增加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提高消费的国际化水平。
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娱乐等发展型消费为主的消费，也可以看成投资，是投资于人的重要体现，由此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以支持创新。消费对增长的重要性前移，以往稳增长重点抓投资，以后要转为抓消费。
在产业结构上，建设制造强国并不体现为制造业占比的稳定甚至提高，事实上这一比例还会有所下降，重点是发展相配套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
“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是更适合度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标，科技自立自强、创新驱动都体现在其中。生活服务业的升级主要体现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
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经济复杂性提高，基于过往经验的政府产业政策效能下降，培育公平竞争的营商和发展环境较以往更为重要。
高速增长期形成的过剩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合理生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收缩，如何借助市场力量和政府的必要政策手段退出低效和无效产能，是难以回避且难度很大的挑战。
贸易与金融结构转型：平衡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
在对外贸易上，近年来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强劲势头实属不易，是科技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同时要认识到，较大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消费相应减少，是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从国际贸易长期走势看，这也是不可持续的。
新加坡市场的中国饮料
应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战略，在保持和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相应扩大进口，但需更多乃至主要以人民币支付结算。
要由“多保留外汇”转为“多用人民币支付结算”，由此加快扩大离岸人民币的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使用的流动性、便利性，使人民币诸多职能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与中国实体经济占全球的份额相适应，推动人民币较快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并合理升值，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国际“溢价”。
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总体上利大于弊，虽然短期内可能影响出口，但中长期则有利于提升生产率，促进竞争优势较快迭代。
在金融结构上，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知识的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增加，金融体系由以传统银行为主到以现代资本市场为主的演进节奏加快，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相应上升。
由于房地产和银行储蓄的吸引力下降，居民财产的存量和增量将更多进入资本市场，源头活水增加将推动资本市场进入一个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新发展阶段。
在资产端，资本市场要培育具有全球创新领先竞争力的大型头部科技企业和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投资端，资本市场要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较大幅度地支撑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支出；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比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建设消费强国中发挥积极作用。
城乡融合与收入分配：推动公平与发展联动
在城乡结构上，当城市人口占比接近70%时，城乡之间人口转移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人口流动更多地出现于城市体系内部。
一个显著变化是郊区化，城市核心区的部分人口和新进入城市体系的人口集聚于核心区之外的城镇地区，逐步形成“核心城区—通勤区—城镇半集聚区—农村地区”的城乡连续体形态。
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两个城镇化率”，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剪刀差，这反映了新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与原城市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消除这一差异需要改变城乡之间由来已久的居民身份、基本公共服务分享、财产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下实现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只有这方面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才能抓住城乡连续体形成过程中效率提升、产业发展、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巨大机会，并为整体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能。
在收入分配上，借鉴成功跨越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经济体基尼系数较低的经验，力争将中国的这一系数降低到0.4或以下水平。提出并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使这一群体人数增长到8亿~9亿，形成占总人口比重过半、规模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
在政策工具上，要稳增长、稳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明显缩小乃至消除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推动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重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推动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在优化生产环节税收的同时，增加对高收入群体收入和财产的合理税收。
长期来看，增加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与保护产权、稳定预期并不矛盾。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占政府税收的份额增加，政府会更有动力保护产权，因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税源。经验证明，税收来源与政府行为具有强相关性。
宏观政策的角色与增长新框架的确立
在宏观政策上，尽管“宽松”已经成为主基调，但必须说清楚的是，宏观政策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只能够起到短期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并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能。
如果经济的微观结构是有效运行的，就能够自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此时大多数宏观政策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微观结构运转不那么有效，且短期内无法调整，经济运行又不能停下来时，宏观政策才走到前台，起到某种补救作用，而且解决方案往往是次优的，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往后推了。
结构性调整或改革通常是有难度的，而宏观政策在短期内看起来也有成效，假以时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反而成为首选，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只要宏观政策足够宽松，经济就能如愿增长”的幻觉。
即便如此，宏观政策制定和实施也需要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政策着力点和先后顺序，以提高政策效能。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潜能下降，逐步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后，对宏观政策的依赖性还会进一步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不能放弃能够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宽松度要有清醒的边界感，防止走偏和滥用。
以上所讨论的“十五五”或更长一个时期应该或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新框架，其基本线索是经济增长由以投资和出口为主驱动转向以创新和消费为主驱动。
从国际经验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都创新乏力、产业竞争力不足，而中国目前看起来创新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短板在于消费不足，也就是“供强需弱”。
从逻辑上说，解决需求侧问题较解决供给侧问题相对容易，但并非没有难度。
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与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滞后、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低且内部差距大、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政策导向等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深度绑定，试图在短期内解决并不现实。
从原有的框架中走出来，逐步确立新框架，需要摆脱“路径依赖”，面对并解决从理念认识、利益关系到政策手段、工作方法等的转变问题。
新框架的确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大量的探索和试错，更多地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改革开放创新的积极性、创造性，力争以较低成本、不太长的时间稳步进入跨越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
《前瞻“十五五”——跨进高收入社会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战略》 刘世锦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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